“攻关”亦要“公关” 奈何奈何

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奈何“攻关”亦要“公关”

    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说,因自己经常应邀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的评委,便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沟通电话”、经常见识各种名目的“公关”。有时到外地参加项目评审,半夜12点之前,他不敢回宾馆,因为前来公关的人常蹲守在宾馆门口。对此,他不堪其扰,也怒不可遏,声明“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并呼吁科技“管理体制必须规范化”,不然“科技发展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浪费”。

    邢教授说的问题,也是科技界许多代表委员的共识。早在2007年,就有人大代表抨击科研人员“攻关”不如“公关”的不正常现象。因为本身为非赢利机构,科技界“跑部钱进”的热情只会比地方政府更高,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就曾说:“擅长拉关系、找‘婆婆’的人手中握着大把的经费和项目资源,一些真正想做事、能做事、不会‘跑部钱进’的人却揭不开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很多大学衡量成就大小“不是看你做出什么,而是看你拿了多少钱”,也就不难理解科学家纷纷成了“老板”,研究生成了“硕士工”“博士工”,而官员常常成了“首席科学家”。

    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就形成了鞋子,体制给了科研的框架,科研也就成全了体制,毕竟驴子尚且为了悬在眼前的胡萝卜而不停拉磨,何况科研经费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胡萝卜。只是虽然近年来科研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相对位居世界第一的5100万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总还是僧多粥少,于是会叫、善叫的鸟儿有虫吃,得宠的鸟儿、位居高位的鸟儿有虫吃,便成了公开的潜规则,这里面虽也触及“不诚信”的软肋,但根本上还是官本位的行政化体制在作怪。

   “公关”者,本指“公共关系”,在“公共关系”常常变成“私人关系”的语境下,“公关”似乎也常常异化为“攻下占据公共资源者的关”之“攻关”,其炮弹大多是一个个信封,里面有“东西”。在如此“攻关”成了一时风习之后,这“东西”你想退都没门,就像发射出的炮弹不可能重新装回弹筒。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就曾因为被当成“疑似”评审专家,有人来送钱,他把钱寄回去,结果人家处理不了,因为这笔钱在账面上早就已经报销了。也就是,有些科研单位不是没有钱,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甚至不惜让某位副校长专职“公关”,也不惜撒出几十万上百万的钱。

    三年前一次调查表明,有14%的科研人员认为在项目申请上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有50.7%的人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申请课题困难”。但奇怪的是,“难立的项目,易结的题”,细想想,又很正常,精力都花在跑“钱”上了,目标都已移位了,既然已经拿到了经费,也都按“功劳”大小分配过了,到时凑合着拿出论文或“成果”也就完成科研任务了。

    这样的科研,让人想到两千多年前的李斯,他一心只想做一个“仓鼠”,体面地在粮仓里享受着无穷无尽的富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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