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

新中国遭遇的大灾有:1950年7月的淮河大水,1954年7月的长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的海河大水,1975年8月的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本版及第十五版刊发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两篇材料均摘自《看天下》刊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灾害史上,区域性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新中国遭遇的大灾有:1950年7月的淮河大水,1954年7月的长江、淮河大水,1963年8月的海河大水,1975年8月的河南大水,1985年8月的辽河大水等。
还有三次大地震:1966年3月8日的邢台地震;1970年1月5日的通海地震;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
旱灾方面,大范围干旱并持续时间久的是1978年到1983年的北方连续大旱,受灾面积覆盖整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以上每次灾害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乃至沉重的打击,但这些还不是最不堪回首的。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饥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饥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研究发现: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
1959年7至9月间,我国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
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的。但是,由于我国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降雨量偏少。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
“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拗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王珍)
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年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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